基因编辑婴儿:不必要 不现实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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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一名中国研究人员(贺建奎)破坏了CCR5基因(该基因构建了艾滋病毒可以将其作为进入T细胞入口的蛋白质),据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婴儿。这一做法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婴儿可能永远都应该被禁止,但这并不是因为害怕造成不平等和生来就更有优势的“超级婴儿”,而是因为现实情况是编辑胚胎在医学上是不必要的。这些对胚胎的编辑是围绕着一个概念而发生的,而不是为了治疗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这样做总是会涉及到引入风险,从而检验了一个古老的医学忠告,即“首先不要伤害病人”。

  我以前曾说过,对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工具实施国家监管比实施国际监管更好,因为FDA等拥有强大权力的监管机构本来就存在(迅速采取行动的中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主张)。事实上到目前为止,FDA一直都选择将CRISPR技术作为药物而不是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控,这使FDA对CRISPR技术的详细应用和使用有了更多地控制(但国会在其支出法案中除去了FDA审查编辑种系或遗传代码应用的资金)。然而,美国没有法律禁止基因编辑婴儿。

  我相信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有足够的控制能力来监管转基因婴儿,但是解释为什么在创造转基因人类的过程中总是互存在着不明确的健康益处非常重要。禁用CCR5基因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想法,因为美国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在寻求一种使用一种基因修编辑手段来破坏这种基因,以保护T细胞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策略。这种预防性基因疗法和基因改造婴儿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当医生将其应用在活生生的人类患者身上时,医生可以在疾病风险和微小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后者指的是基因编辑工具可能会无意中改变其他基因或损害患者正常表达的DNA。而在基因改造婴儿的情况下,与婴儿长大以后的假设健康状况相比,医生只会加入插入CRISPR分子的风险,这种风险权衡充其量只能算是投机性的罢了。

  第二个重要的伦理区别是先前改变CCR5的策略所涉及的体细胞不包括可遗传的DNA或细胞形式,而中国据称的基因编辑是第一个可遗传代码,这可以将进化优势传递给后代。但我认为,T细胞受体基因的改变,或任何其他基因的改变,总是会对后代产生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是不明确的。

  我们都有双亲,所以大多数基因我们都有两个副本,而任何一个基因的修改版本都将很快在未来的后代中与该基因的“野生型”版本进行配对。在每一个新生儿中,基因在一个被称为“交叉”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洗牌,在这个过程中染色体会交叉互换不同版本的基因,就像交换棒球卡一样。因此,基因编辑的效果很快就会受到其他基因变异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复杂的性状,基因变异都是依赖于数十或数百个其他基因变异的协调来实现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单一的基因变异都会被分解,并被重新组合成其他变异。

  进化动力学并非无足轻重。在1970年代,Lewontin和Hubby引入了平衡选择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人们推测造成各种疾病风险的罕见变异可能会一直存在于人类当中,因为这些变异在人群的异质性和遗传变异方面有所贡献,或者这些风险变异在特定的环境对人类有某些积极的作用。此外,导致风险的基因变异也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通过搭载被积极选择的有益基因来留在我们身边。最近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表明,由于背景选择的过程,风险基因突变一直伴随着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遗传变异被消除,使得风险变异发生的频率更高。但重要的是遗传效应很少是好的或坏的,这要取决于其他遗传变异的动态变化和背景。

  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有意地干涉这一过程,首先他们学习将DNA片段拼接在一起,然后使用病毒将DNA片段带入细胞,然后再用基因编辑技术,就像为DNA做手术一样。20世纪60年代,当保罗·伯格(Paul Berg)的实验室使用EcoRI将DNA片段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在加州一个名为阿西洛玛(Asilomar)的会议中心进行的讨论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辩论。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指出,“制造生物制剂的潜力”和“理解由细胞功能失调引起的复杂疾病的潜力”是有医学依据的。伯格指出,传奇微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个孩子受到要把他的玩具拿走的威胁,坦率地说,整个事件的主题就是‘你必须抢我东西的人拒之门外。’”这是科学家们自我调节的最著名案例。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规定会阻止科学家制造转基因婴儿。在阿西洛玛的时代,律师彼得·巴顿·赫特(Peter Barton Hutt)提出了一个让人伤脑筋的问题:“这些实验能由一名高中教师完成吗?”我把这个问题称为“赫特问题”,因为它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基因剪接只能由微生物领域的少数精英专家完成,但是CRISPR-Cas9技术现在使得基因编辑成为了大多数专业遗传学家都能够完成的事情。事实上,CRISPR技术,或者CRISPR科学家们都可能无法被阻止;关于转基因儿童不明确利益的良好论证,以及对这些傲慢行为的愚蠢之处的常识,就像仲裁者对法律监管一样那么重要。

  科学正在迅速发展,人们“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也是如此。198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员马丁·克莱因(Martin Cline)首次未经授权对活人进行基因改造。2002年,意大利生殖医生塞维里诺·安蒂诺里和生理学家帕诺斯·扎沃斯以及雷埃利亚教派,三者独立宣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婴儿,这个想法自1996年多利羊被克隆以来一直是可信的——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可爱的小克隆婴儿。最近发生的中国科学家声称制造了第一个基因改造婴儿的事件也只是这一雄心的延伸,这个中国科学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试图用流氓科学来制造轰动的科学家。

  除了相对容易使用之外,科学家们还有更多的遗传学信息可以利用。想想丹尼尔?波苏马(Danielle Posthuma) 2017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上的研究,该研究将52种基因与人类的智力联系在一起(尽管没有单个基因变体对人类智力的贡献超过了一个百分点)。大学申请者们以后会把他们基因报告单钉在入学申请上吗?家长们会在实验室里培养更聪明的孩子吗?放心吧,这是徒劳的。人们还越来越相信精神疾病风险的分布涉及到成百上千的基因变异。因此,尽管科学家们的雄心壮志清楚地表明了改善我们基因组的决心,但现实是,基因风险和优势并不像计算机电路那样简单。

  在现实中,更多问题的基因修改与生物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像计算机和防御技术,人们预计政府将会为生物技术研发提供资金(通过DARPA、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机构),但人们催促政府在监管和定价方面起到一个更有限的作用,劳动被降到最低,而价格则往高处标。例如,第一个对抗癌症的基因工程T细胞标价47.5万美元。在我们这个时代,生物技术监管面临的最大道德考验,不是它将如何阻止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这可能是一种不明确的改进带来的不幸),而是基因编辑婴儿和公平以及对活人的治疗之间的关系。

  By Jim Kozub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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